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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這里象征著我們的態度和能力

        金庸:域外的中華造夢者
        發布者:admin    信息來源:本站原創    發布時間:2018-11-01      瀏覽次數:45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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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徐瑾:無論評價高低,金庸小說事實上已是中國文化的域外傳薪者;其武俠世界,堪稱對中華文明最愜意的想象世界。為什么是香港,成就了金庸?


        武俠小說家金庸10月30日去世,一時之間,互聯網世界正如金庸小說中形容的一般,“瞬間哭喪著臉如喪考妣”。

        為什么武俠熱已經過去多時,我們還是如此沉浸其中?享年94歲的金庸,以一支筆,在香港一隅,只身重建了一個想象的武俠世界,而這或許是華人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體。

        查良鏞的外交官之夢

        金庸有多重身份,一個是寫武俠小說的金庸大俠,恣意書寫著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,一個是成功的報人或者說企業家查良鏞,步步為營地在政治商業之間精確平衡。兩個身份之間重疊緊張,共同構成了金庸的人生底色,只談其中一面,斷然并非全貌。當然,金庸自己看中的或許還有另一個身份,也是他畢生遺憾最大的學者身份,為此到耄耋晚年仍舊不惜奔赴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

        寫武俠小說,并非查良鏞的從小志業。當金庸還叫查良鏞的時候,他的家族是中國傳統的士紳階層佼佼者。查姓起源于周代姬姓,海寧查家這一支原籍江西婺源,從明清之際就是望族,康熙曾親筆題詞“唐宋以來巨族,江南有數人家”。據說當地有諺語說“查祝許董周,陳楊在后頭”,將查家排在第一,可見其地位。金庸祖父查文清光緒年間在丹陽任知縣,因為保護教案中農民而去職。世人熟知的學者查慎行詩人穆旦,均出自查家,徐志摩瓊瑤錢學森與金庸都有親戚關系。

        出生在這樣綿延上千年的家族,如果早生二十年時候,查良鏞的夢想路徑恐怕還是維新派士大夫,不過當查良鏞出生的時候,中國民國已經建立十二年。動蕩中國裹挾于世界潮流之中,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,逐一從列強手中索取新生中國的權益,力圖重新定位中國在遠東秩序的地位,那個時代是顧維鈞這樣人物最耀眼的時代。他此刻的志向也自然而然是成為外交官。查良鏞十三歲成為流亡學生,從江南來到西南,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學習外交,一切看起來都是為了外交官在做準備。

        不過,隨著時局急轉直下,查良鏞被學校勸退,其人生道路也中途轉折,他進入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習國際法。1947年,當時名重天下的《大公報》招聘翻譯,查良鏞以第一名入選,這是他從學生時代就很喜歡的一份報紙。當時《大公報》不僅影響大,待遇也不錯。1948年,《大公報》香港版復刊,因為原來同事新婚,查良鏞被臨時暫派前往香港,這一去,就是半個多世紀。

        最初幾年,查良鏞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外交官夢想。在外交部顧問也就是東京審判大法官梅汝璈賞識之下,查良鏞一度回到北京,謀求在外交部發展。但很快,他發現自己的出身在新時代并沒有太多的可能性,于是他重新回到香港,他的父親在老家被鎮壓,徹底斷絕了查良鏞的回頭之路。

        金庸的誕生

        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經有變化,但離后來東方明珠的地位還有距離。過去的內地人從上海去香港,多少還是帶有居高臨下的感覺,但變化已經在發生。

        四十年代末后,涌入香港的人口據統計就有75萬,香港人口在當時就超過了250萬。因為移民的涌入,香港變得更為熱鬧,為隨后60、70年代經濟起飛奠定基礎,新的文化需求也在蠢蠢欲動。在謀生搵食的熙攘人潮中,有各種勞動力需要市民趣味的消遣,也有一群特殊的人群,那就是文化群體,很多來自內地,也被稱為“南來文人”,不少棲身報業。

        二者的結合,誕生了有別于傳統武俠與公案小說的新派武俠。1952年,太極派和白鶴派爆發門派之爭,當時還叫陳文統的梁羽生在朋友鼓勵下,在比武后數天趁熱推出武俠小說《龍虎斗京華》,一舉成名。受到梁羽生案例的鼓勵,查良鏞在1955年開始在香港《新晚報》連載《書劍恩仇錄》——從此,世人知道了金庸。

        五十年代末,借助武俠小說創作的成功與積累,查良鏞脫離《大公報》,開辦《明報》,從此一手以查良鏞本名寫社論,一手繼續以金庸為名寫武俠。《明報》兼顧了大眾文化與時政新聞,定位在左右之間,在60年代報道率先報道逃港等新聞,銷量穩步上升,鼎盛時刻影響中外,也收獲了極大商業價值,從資本10萬元起家,90年代上市,市值近9億。

        千古文人俠客夢,金庸與查良鏞的合奏如此成功,不僅使得其查良鏞名列香港富豪榜,金庸也蜚聲海外華人界。文革之后,金庸名聲傳回大陸,不僅受到要人接見,而且成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。

        金庸的武俠世界

        那么多年前過去了,我始終無法忘記少年第一次聽到金庸小說時的刺激。

        說的是《射雕英雄傳》第一節。牛家村中,郭嘯天和楊鐵心上一刻還在對酒談心,立志以岳飛為志向精忠報國,與游俠道士丘處機一見如故;轉瞬之間卻飛來橫禍,異族鐵騎呼嘯而來,導致兩個家族滅門,留下兩個孩子作為漫長傳奇的線索。

        單單這一節,有中國傳統小說的寫意,意境類似林沖“風雪山神廟”,各種“無巧不成書”的設定更是脫胎于古典話本痕跡,也有西洋小說的寫實,埋下的復仇橋段隱然有基督山伯爵的氣魄。某種意義上,這種看似中國實則東西結合的模式,是金庸成功的關鍵。

        新派武俠三大家,世人首推金庸古龍梁羽生。梁羽生出道第一,古龍去世最早,倒是金庸始終盛名不衰。如果從人物刻畫而言,古龍無疑更得人心,更有西方的戲劇性,從歷史文化而言,梁羽生更為中規中矩,頗得中國名士派頭,金庸的長處,其實更在于兼容并包。

        梁羽生去世時候,我曾經在公號徐瑾經濟人(econhomo)點評過三人:梁羽生小說可謂武林世家,翩翩有禮,格調有度,古龍則堪稱江湖奇俠,將金庸小說中有所節制的西化與情節發揮到極致,愛之者與憎之者皆眾。一般人常以金庸為武林盟主,也并非浪得虛名,但是金庸成為一種文化現象的背后,不僅僅存在于文本本身,更在于金庸文本適應潮流的超凡表現力。曾經拍過電影的金庸其小說本身就具備很好劇本潛質與觸覺,在“金學”長長的食物鏈上,少不了學院媒體的微言考據、林青霞翁美玲的如花笑靨、王家衛張紀中的插科打諢。

        金庸數量對比其他武俠小說家,并不算多,“飛雪連天射白鹿,笑書神俠倚碧鴛”基本涵蓋了他的主要作品。但金庸小說流傳之廣,可以說凡有華人處,必有金庸迷,尤其在各類影視作品迭代演繹之下,金庸作品已經超越金庸本人的定義,成為多數華人的集體夢境。

        金庸以細致雄渾的想象力構建的這個造夢空間,華人讀者們自可以各需所需,家國情懷、兒女情長、俠義忠奸,都被編織于從蒙古草原到燕京風云的歷史解讀之中,完美地滿足了華人讀者們的各類心理需求。金庸小說的世界,就是一個華人讀者能夠擁有的對中華文明最愜意的想象世界。唯一的遺憾只是這一想象的世界也早已遠去,而唯其遺憾,才可供人沉浸其中。

        金庸迷的構成主體復雜,但從年齡來看,中青年為主。有意思的是,我之前和上了年紀的一些朋友聊天,他們倒是真誠地表示看不下去金庸小說,因為文字隔膜,也不夠精細——這種表態不難理解,我成年后多次打算重讀金庸作品,卻發現再也難以下咽。

        各種差異,不僅僅反映年齡偏好,更是映襯代際之間的文化差異。對于文化斷裂的一兩代人而言,金庸小說提供不僅僅是娛樂,更是現實的教誨,他們對于武俠的認同不僅在于情節人物,更在于精神世界的共鳴,武俠的世界不僅是成人童話的投射,更是歷史理想的投射。

        金庸自己曾經謙虛地說,“金學”的說法不敢當,“金學”不值得研究。我過去常常認為金庸小說是通俗小說,其思想文學性無法比擬類似的《魔戒》作品,歷史與想象力難以比肩《權力的游戲》等作品,但是越加思考,其實越發現,無論如何評價金庸小說文學價值高低,但從影響而言,金庸小說作為中國文化的域外傳薪者,卻是不爭的事實,即使金庸無意讓他的作品充當這一角色。

        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,但是新派武俠的誕生流行其實與時代也息息相關。在連夢想都喪失的年代,金庸作品的意義也在于重新以想象的美好建構國人的自信,即使這種美好可能是虛假而簡單的自我安慰。

        歷史一直類似中國人的宗教,而好的小說無需說教就完成了其道德教誨,因此披著歷史外衣的武俠小說其實在娛樂之余,已經伸張了其道德訴求。金庸曾經總結其小說價值在于“強調是非觀念,做人強調要有俠義精神,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來,同情弱者,見義勇為,不該做的事情不做。”這些價值看起來簡單,在特定時代卻堪稱彌足珍貴的道德教誨,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,其實部分填補了時代的空白與扭曲。

        邊緣的傳奇

        從某種意義上講,金庸生活于香港,精神世界卻一直在大陸;當年查良鏞去香港,原計劃只是暫時,最終這里卻成就了自己的太平紳士傳奇。他對此心知肚明,寫詩說“南來白手少年行,立業香江樂太平”。

        香港,成就了金庸與查良鏞,在一個別處完成對故國的想象。然而,為什么偏偏是是當時的香港,成就了新派武俠與金庸?今天看來,對比內地與臺灣,香港看起來或許是文化沙漠,事實上或許是中國文化最后的劫余。不獨金庸,國學家錢穆文人劉以鬯張愛玲等人也不約而同棲居此間。

        作為邊緣的香港,原本是劣勢,卻因為政治變化,將邊緣變為優勢,遠離了各類運動的中心,保留了一寸空間,無論是經濟騰飛還是市民社會,新派武俠還是古典文化,甚至文人報業。當機會重新來臨,邊緣地帶的生機,往往扮演了中心地帶的反哺角色,亦如制度經濟學家科斯觀察到的,中國改革成功源自邊緣地帶的革命。

        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崛起的富裕過程,不僅也對應著企業家查良鏞的資本積累,而香港作為多重勢力的飛地,也給予了報人查良鏞可能的博弈空間。至于小說家金庸,也成就于香港當年的可能性。

        從這個意義來理解香港,那么金庸小說的地位也很清晰了。張愛玲曾經謂香港“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整潔,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。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,唯其近,沒有失真,不像海外的唐人街。”

        “一鱗半爪”看起來是貶,其實卻是滄海遺珠的感慨,金庸小說作為這一鱗半爪的衍生產品,也足以慰藉真正的沙漠眾生。也正因此,金庸小說中雖然心念念江南塞外,但核心要素卻隱約閃現著香港的投射,無論是郭靖死守襄陽城的意象,還是韋小寶逃遁的“通吃島”——在時代變遷中,孤島香港是最后的堡壘,是小資教主張愛玲所謂的邊城,香港本土小說家西西所謂的浮城。

        香港的邊緣或者“淪落”,成就了金庸的傳奇,查良鏞收獲了完美的人生,而香港卻徘徊于命運的路口。金庸的作品在歷史中承擔的角色,是他意料之外的產物;等到香港回到中心,查良鏞隨之也達到生命的巔峰。某種意義上,他們的使命也共同走到了終途。急流勇退,一向是金庸推崇的智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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